从历史文献来看，《汉晋春秋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史纲评要》等都有记载“七擒孟获”，《华阳国志》《水经注》也提及相关内容。但作为最权威的三国正史，《三国志》对南征的记载却非常简略，仅用短短十二个字写道：“(建兴)三年春，亮率军南征，其秋悉平。”这一简洁记录让史学家怀疑，诸葛亮是否真的会进行七次擒获又七次释放的操作。按常理，他谨慎而果断，通常不会冒如此高的风险，也不符合常规军事策略。
事实上，诸葛亮南征期间，采取的是果断严厉的作战方式：他出其不意袭击西路叛军，斩杀首领高定，占领越巂郡；马忠则率军击败东路叛军，消灭朱褒为首的部队。最终，诸葛亮集中力量攻打最后的叛军据点——益州郡，彻底平定南中地区。从这些作战过程来看，他是以武力制敌，而非反复擒获再释放。
不过，也有史学家认为“七擒孟获”可能有一定历史依据。例如，1901年在云南昭通县发现的汉代“孟孝琚碑”，记录了孟姓在南中的历史地位。民间供奉的五显神像中，也有孟获的形象，被称为“扫坛蛮王”。据考证，孟获可能是建宁郡曲靖人，彝族名兹夺阿窝，汉名孟获，是叟族部落的酋长。如果孟获确有其人，“七擒孟获”故事的存在也就有了可能性，只是《三国志》未予详细记录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诸葛亮南征成功，南中地区的叛乱并未完全平息。《三国志·李恢传》记载：“后军反，南夷复叛，杀害守将，恢身往扑讨，锄尽恶类。”《张嶷传》也提到：“嶷乃往讨，生缚其师魏狼。”说明即便孟获归顺，其妻子和部族仍继续抵抗，最终在战斗中阵亡。
诸葛亮南征后的十年内，南中地区仍多次爆发叛乱：汶山羌族建兴九年起义，建兴十一年刘胄再次造反，延熙十年平康夷再起兵。太守龚禄和焦璜先后被杀，越巂郡一度名存实亡。可见，“七擒七纵”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南方的民族问题，南征更多是表面上的胜利，难以彻底稳定南中局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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